——以S县“两法”实施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

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检察院 胡君子 张文丽

未成年人是家庭的核心、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然近年来，关于未成年人被侵害事件和犯罪案件屡屡曝光，其中包括校园欺凌和幼儿园、中小学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低龄未成年人杀人等严重事件成为舆情焦点。针对现实问题，法治有力呼应。202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正式施行，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撑起了“保护伞”。但在“两法”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本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在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后又有所抬头，“1号检察建议”制发后本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降反升，说明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对策为牵引，以司法实践回应“两法”精神，力争为纾解本地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堵点提供一个解题视角。

一、本地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类型分析

S县地处大别山南麓，人口近40万，自2021年“两法”实施以来，该县检察机关共办理未成年人案件38件51人，从案例和数据中分析，本地区未成年人权益侵犯最大的危险来自性犯罪，32件40人，占比84%。具体反映为：猥亵儿童7件7人，强奸18件23人，介绍卖淫7件10人。受害者平均年龄15岁，最小的9岁，低龄化趋势明显，受害者中留守儿童6名。

二、本地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

（一）宽缓处理实施的法律效果与其设置初衷有所偏离。对犯罪未成年人宽缓处理目前是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但过分强调宽缓处理，不审慎区分人身危险性，也造成了现实的被动局面。如捕诉审判时相对从宽，导致一方面刑罚的威慑性不足，使部分犯罪未成年人对法律缺乏敬畏，不仅没有被感化挽救，反而更容易成为惯犯；[①]另一方面，打击公安机关办案积极性，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未成年案件不愿管、不立案，无意中放任未成年人滋长恶习、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二）社区矫正流于表面无法深入解决问题。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朝着非罪化、非诉化、轻刑化、非监禁化方向发展，最初的设想是以社区矫正的弹性力量弥补刑罚的刚性残酷，达到宽大为怀治病救人的目的。但偏远山区社区矫正空心化，犯罪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期间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教育，矫治手段停留在手机定位监控、集中学习和思想汇报等。调查中了解到：通过社区矫正真心悔悟，改过自新的人极少；大部分都是被动应付，以规避监禁服刑的后果。

（三）精神损害赔偿难以落实。暴力型犯罪和性犯罪中，未成年受害人遭受的心理创伤远大于身体伤害，但由于司法解释对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的规定，受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赔偿寻求救济，然而民事赔偿的法律规定尚不健全，缺乏明晰标准，又常因犯罪人经济条件不佳而难以执行到位，致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四）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机构机制不健全。目前S县具备资质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咨询师严重不足，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度低。但未成年人案件中，无论受害人还是犯罪人，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自闭或暴躁偏执的心理特征。第一时间接触当事人的公安机关，并无心理干预机制和编制人员保障，后续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建立了制度，但难以第一时间接触当事人。[②]如此，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的需求和供给失衡，以及制度设计不流畅，都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受损。

（五）家庭监护责任缺失及法治意识维权意识淡薄。未成年人犯罪者及受害者多数存在家庭温暖缺失问题，其中父母外出务工、离异、疏于管教是普遍现象。如性犯罪中的6名留守儿童多由近亲属兼顾抚养，沟通陪伴显著不足，留守儿童孤身时间长，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条件。如被害人范某（化名）父母离异，小孩有时依靠A地的奶奶，有时跟随B地的继爷爷，长期东奔西走，案发时被临时居所的邻居贺某（化名）三次实施侵害，身心遭受重创。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小、受教育程度低、法治意识及维权意识淡薄，无法运用合理手段保护自己，造就悲剧。

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对策与建议

（一）改变未成年人犯罪普遍从宽的思路，探索“轻轻重重”刑事司法理念。一是建立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体系，采用客观社会调查与主观状态审查相结合方式，对悔罪意识淡漠、天生犯罪人、高度危险分子谨慎适用从宽政策，重其所重。二是对人身危险性评估不明的涉罪未成年人，是否从宽采取缓刑非监禁刑听证制度。三是淡化对未成年人工作不捕不诉率的评价，不盲目追求数据下降，而是实事求是，遵从司法规律办案。

（二）统筹力量发挥社区矫正引导教化作用。社区矫正[③]重在“心的教育”，山区通常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建议由司法部聘请一线师资，根据矫正人员成长经历、心理特点等开发具有“情感链接”的学习课程，组织集中收看。如圣昆庭监狱曾播放《等待戈多》舞台剧，1400多名囚犯无不动容、泪流满面。同时落实好“公益劳动补偿”和“文体活动熏陶”，引导未成年人将过剩精力投入到劳动和创造中去。

（三）探索精神损害赔偿入刑和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一是完善刑事法律法规的修订，建议涉及未成年人性犯罪时，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赔偿范围，或将精神康复治疗费用明确界定为医疗费，参照人身损害赔偿细化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以利于被害人请求权的实现。[④]二是在损害赔偿履行困难时，对急需帮助的未成年被害人，落实司法救助先行机制，以国家力量彰显人性光辉，实现个案公平正义。目前这一点在检察机关取得较大突破，但资金额度有限导致效果一般，依然任重道远。

（四）设立专门机构建立心理干预机制，使其贯穿公检法司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全过程。既能第一时间发现评估犯罪人心理问题，为后续调查报告提供支持；又能第一时间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安抚，帮助其尽快走出阴影；还能保持司法机关中立立场，避免过多接触当事人引起越界和偏袒嫌疑。建议吸收妇联、共青团、民政、法检、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骨干进行专业化培训，使心理建设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县城，防患于未然，治病以对症。

（五）优化父母监护、国家监管、法制宣传齐抓共治社会生态。未成年人保护是系统工程，父母是第一屏障。应鼓励山区就业岗位尽可能向幼儿父母倾斜，减少孩童时期父母外出务工比例，从源头上保护未成人权益，因为心理学研究显示，6岁之前父母对孩子的陪伴至关重要。同时，国家加强对书籍影视游戏的审查与引导，净化社会风气。并加大公检法司联合法治宣传力度与质量[⑤]，使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明晰违法犯罪的成本与后果，知晓权益保护的途径与方法。

（本文系湖北省检察机关2022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HJ2022C82]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高景惠、孙威、王巍：《未成年人犯罪专业化公诉样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②] 张华、沙兆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研究》，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年第1期，第94页。

[③] 张灿：《新刑诉法视野下我国农村地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实证研究》，载2014年6月《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第64页

[④] 付霞：《性侵害案件中被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思考》，载2016年3月（下）《法制与社会》，第76页

[⑤] 何晓波：《检察视野下对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思考和建议》，载2017年1月《中国检察官》，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