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国

摘要：目前，国内学界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概念界定、理论来源、主要特征、重要意义、贯彻执行等方面。在今后的研究中，学理性的研究和多学科的研究必须进步加强，对各地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实际经验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对党内重要制度的研究也需要强化。

关键词：习近平  全面从严治党  研究现状  研究展望

2014年 10月 8日，习近平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并就如何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做出详尽的阐述。2014年 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 “四个全面”，其中更明确地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此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就成为国内党建研究领域内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公开发表了几十篇质量较高的期刊论文，已经问世的专著特别少。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目前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加强。

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王政堂(2015)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张国清、俞珊（2015）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正是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党内存在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新形势下存在党群关系疏离的现象和社会存在权贵资本合流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等现象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李芳、陈慧（2016）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执政党由盛到衰的历程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深刻教训，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霍红伟（2016）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 “四大考验（巩固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现实需求。王传利、方闻昊(2016)指出，在认真总结中国旧史政权兴亡周期率、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左雪松、夏道玉（2016）认为，习近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与加强党执政能力的历史高度，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李敬煊、李思学（2016）指出，世界形势的深刻变革、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和管党治党的形势日趋严峻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同时，事业的开拓和人民的期待也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周金堂等（2016）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向纵深化发展的时期，国家间经济政治竞争压力加剧，为了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考验，真正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切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习近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王丁（2016）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基础上，时刻对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保持忧患意识而提出来的党建新思想。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许耀桐（2015）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主要体现在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等方面。冯书泉、郇雷（2015）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既包括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大方面，又将从严治吏和作风建设作为关键点与切入口，着眼严于重塑政治生态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王征国(2015)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从科学内涵来看,“全面”涵盖着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方面; “从严”既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包括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治党”是指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许兰菊（2015）指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体现在责任主体、内容涵盖、目标对象、管党治党依据、着力点选择等多个方面，既强调从严治党的全覆盖，又在全面之中有重点。刘贵丰（2016）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党的建设系统性和整体性。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从严”主要是指治党标准和要求，即要以党章为最高标准，以最严明的纪律和最严肃的态度，严格按照党章和党的规矩要求从严治党。黄家茂、王开莉（2016）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全”体现在治党领域 “全方位”、治党对象 “全覆盖”、治党周期 “全过程”和治党主体 “全动员”；“严”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回应，要在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中做到标准从严、教育从严、执纪从严和惩治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既指清除去党内的不良分子，还指治理、管理和教育好全体党员。江家城（2016）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主要体现在主体的全面性、内容的全面性、依据的全面性、时间节点的全面性以及方式方法的全面性等。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则主要体现在严的标准、严的措施及严的纪律等方面。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来源

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来源开展了研究。祁冰、唐淑楠(2015)指出，矛盾观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辩证法基础。实践观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认识论基础。群众观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观基础。于晓雷(2015)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思想源泉；毛泽东的党建学说是其重要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是其直接思想源泉。戴立兴、邢孟军(2016)指出，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期间，形成的关于如何加强浙江党的建设的相关论述，既为浙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构成了十八大以来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吴春艳(2016)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管党、治党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历代共产党人关于从严治党的探索为它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产生提供了强劲动力。陈琨(2016)指出，中共七大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个方面为党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新时期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结合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纯洁性建设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践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集中反映。董朝霞(2016)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既继承传统吏治文化的优点，又克服其不足。在治党治吏的问题上，全面从严治党，将传统的道德笼子转化为制度笼子，更加强调制度治党，实现了从传统治吏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现代转型。

（四）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大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大意义。祁冰、唐淑楠（2015）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龙秀雄（2015）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对习近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科学概括，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和丰富发展。赵付科（2015）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首次将 “从严治党”提升为 “全面从严治党”，首次提出 “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韩久根（2015）指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价值尺度，引领执政党建设的新常态新规范，不仅推动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耿丽珍（2015）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新常态，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境界。张德艳（2015）指出，习近平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在理论、实践、机制方面做出创新。习近平 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是精神 “补钙”论、权力约束论、反腐到底论、党员自律性; 其实践创新体现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其机制创新在创新中央巡视制度，创设网上举报机制。李芳、陈慧（2016）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既是对党建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霍红伟(2016)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了从严治党的思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陈殿林、田慧萍（2016）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现实性回答、时代性研究，是新世纪新阶段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义与现实渴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性推进。熊若愚(2016)指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于进一步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季明（2016）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深化了党在新的实践与发展中对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五）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特征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哲学层面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赵付科、季正聚（2015）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维，具有鲜明的辩证统一性，具体体现在：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辩证统一、坚持党委主体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的辩证统一、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与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的辩证统一、坚持治标与治本的辩证统一、坚持发扬党内民主与严明党的纪律的辩证统一、坚持攻坚战与持久战的辩证统一等六个方面。陈殿林、田慧萍（2016）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于本体论的维度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主体与客体的深度规整；于认识论的维度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高效聚合；于方法论的维度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于价值论的维度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目的与手段的紧密凝结。文大山（2016）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的典范。全面从严治党运用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事物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等原理和方法。邹宏如（2016）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 “从党情新特点出发”和 “学用相长”的治学方法、全面运筹和辩证统一的治思方法、“炼就 ‘金刚不坏之身’”的治人方法以及顶层设计与要素相结合的治腐方法，其方法论具有 “直面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注重党员干部实践本领提升”的理论特色和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的现实启示。郑清支（2016）指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以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遵循，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特色。

同时，国内学者还从其他层面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韩久根(2015)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一个系统的、开放的、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左雪松、夏道玉(2016)指出，新常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体现管党治党的刚柔并济、双管齐下、标本兼治、破立并举、内外兼顾与上下联动等六大基本特征，开启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篇章。刘贵丰（2016）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忧党兴党的责任担当和爱民为民的价值取向。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以上带下、依靠人民监督和发扬钉钉子精神等特点。江家城（2016）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特征：现实性、系统性、自觉性、责任性、渐进性、规范性、统一性、开放性。吴春艳（2016）认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着完整的内在逻辑，是要求、任务、路径的统一，体现出牢固的人民主体观、鲜明的实践性和系统的整体性。董朝霞（2016）指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表现出紧抓党员干部核心力量，优秀传统与现代修身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主观意志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等特征。刘彦昌(2016)认为，从对党建学科发展的价值分析，首先，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新：“顺势而为”，以科学理性支撑党性。其次，它的布局新：转变风格，围绕“严治”打组合拳。最后，它的指向新：以“实”为魂，全力营造务实新风。

（六）贯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

目前，国内学界也对如何贯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冯书泉、郇雷(2015)指出，在落实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领域，全面从严治党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展开，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依法依规管党治党，不断开拓党的建设新局面。耿丽珍（2015）认为，要坚持思想建设从严、作风建设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建设从严、反腐倡廉建设从严；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张德友(2015)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必须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入手，依纪治党，使全面从严治党有纪可依，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以此，保证党的队伍纯洁性和先进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实现。李双金(2015)认为，贯彻从严治党要求的现实路径：从严治党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从严管干部，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张士海、王国龙(2015)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层面协同进行，主要包括：从严加强思想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严加强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从严加强作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完善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反腐体系；从严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房广顺、薛赛男（2015）认为，要贯彻习近平的全面从严建档思想，就得落实党建责任，要严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严格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完善从严治党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制。江家城(2016)指出，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构想，应该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何祥林、吴长锦（2016）认为，在新形势下，从严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 “五位一体”的管党治党新格局。要从严强基固本，坚持思想建党；要严格选人用人，夯实组织根基；作要严格率先垂范，倡导真抓实干；要敢于铁腕反腐，促进标本兼治；要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制度治党。方涛(2016)指出，在具体路径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用好巡视监督这把 “利剑”。范盱阳、孙希江（2016）认为，要落实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就要狠抓作风建设，从严惩治腐败，努力培育先进政党文化，大力推进制度建党工作。黄家茂、王海军（2016）指出，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道和有力保障，它主要体现在构建配套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衔接、在增强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加强制度文化建设等方面。郑又贤（2016）认为，各民主党派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七）其他方面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除了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进行研究外，还从其他方面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吴怀友(2015)指出，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作风建设是突破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是抓手，思想建设是根本，从严治吏是重点，反腐倡廉是动力，制度治党是保障，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核心，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目标。蒯正明(2015)认为，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中，根本路径是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关键在于治吏，作风建设是切入口，重要保障是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张学中、何汉霞（2016）指出，在对习近平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研究时，要从党的信仰、唯物史观、党的人民性三个向度作整体性把握。周向群(2016)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灵魂是坚定理想信念，主线是走群众路线，关键是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方略是把思想建党和制度管党治党紧密结合。

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国内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公开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期刊论文。在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目前的研究中仍旧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亟待加强：

其一，描述性的研究过多，而学理性的研究则不足。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中有不少是在复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而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没有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开展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首先应当选择合适的学科理论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切实扭转仅仅复述相关文献的研究模式。为此，研究者在开展研究之前就应当了解乃至熟悉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突破问题。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理论来开展更有特色和更富成效的研究。

其二，多学科研究的局面还尚未形成。在目前国内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背景，其他学科背景的还特别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人文社科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背景之外的学者应当加入进来，而且应当在研究中彰显自身的学科特色，进行更有学理深度的研究。

其三，对各地实践经验的研究亟待加强。目前，国内学者还很少关注全国各地贯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具体经验，而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的就更少了。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切实加强对各地贯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具体经验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全面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建理论体系。

其四，对全面从严治党中所涉及到的重要的党内规章制度制定、修订和废止的具体情况进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国内学者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本身所开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对与之相关的党内重要制度的研究则用力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全面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党内规章制度出台、修订和废止的实际情况，以此推进党建领域制度建设研究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