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呼吁对未成年犯罪实施“前科消灭制”，并称贵州先行一步的尝试已使瓮安县100多名未成年人获得新生。紧接着，山东日照也对外宣称，该市东港区10部门联合签署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归零制度也将为罪轻少年“擦掉污迹”。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位国内刑法学专家，贵州已显成效的瓮安经验及山东业已成形的制度条款，均得到了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支持。

　　樊崇义副会长1996年曾参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他认为，着眼于未来，建立罪错少年轻罪消灭制度将是国家的幸事。他说：“法治的理想就是创造和维护一套规则、程序和机制，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曾干过什么。”

　　一直从事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姚建龙说：在我国，只有前科报告制度而没有消灭制度，它产生的最严重问题就是，人为地制造了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不断膨胀、恶化的敌对阶层，严重威胁着社会治安。

　　采访中也有质疑声音。一位刑侦民警发表观点称：青少年犯罪并非偶然，消灭其犯罪记录势必削弱法律的震慑力。而一个儿子曾被校外未成年人结伙抢劫的母亲也反对“前科消灭制”，她认为这是对清白者的不公平，“太便宜他们了”。

　　针对这种声音，樊崇义教授说，有关未成年人轻罪记录的消灭，一些国际公约上都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中也有相关内容，这两项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的原则，我们作为签署国理应完善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庭的独生子女多，处理一个孩子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就是在消除这些矛盾。在司法领域，此举也体现了宽大为怀，不能说让有罪错的孩子占点便宜，就是违背了司法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