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林喆副会长接受《新京报》专访，认为党政官员同时问责是必然。

    中央集中处理五起安全事故，是为新规定预热

　　新京报：问责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喆：从严格意义上说，早在战争年代根据地起，就有问责制度。在出现重大事故或事件之后，有关部门都要对当事人或主管干部进行责任追究。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大事故发生时对于官员的问责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1979年，当时的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出事，死了72个人，石油部长的职务随后被解除。1987年大兴安岭大火，当时的林业部正副部长都被撤职。

　　但是总的来说，此前的问责一方面涉及的官员不多，另一方面大部分是按行政规定处罚官员，基本没有“引咎辞职”这个概念。

　　但是从“非典”开始，问责作为一种制度开始不断被学界和舆论界热议，官方也给予了很积极的回应。在孟学农、张文康被免职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觉得很新鲜，但是后来重庆开县井喷、松花江污染事件的问责力度都比较大，尤其是十七大之后明显加强，应该说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这些关注度很高的事件的问责，从形式上看都是比较到位的。

　　这次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后，很快就宣布了五起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理结果，问责的人员中包括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这样的集中问责在我印象中还是首次，说明中央为这个文件预热的意图很明显。

　　新京报：此前问责的主要依据是哪些？

　　林喆：此前的问责依据比较分散，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这样的党规政纪，《公务员法》中也有一些规定，总的来说，问责的程序并不清晰。

　　新京报：不清晰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林喆：比如说，在一场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到底哪些部门乃至哪些级别的官员将被问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就让公众容易产生是否问责走过场、问责过轻的疑虑。

　　再比如说，近期大家对于问责官员复出问题非常关注，这些都根源于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法律，当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部党规，多少弥补了这个空白。

　　问责把党政同时纳入，有利于找到真正的责任人

　　新京报：有专家认为《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把党政领导同时提及，是很大亮点，你怎么看？

　　林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目前的问责偏重于行政系统的干部，而在基层政府中，很多决策实际上是由党委做出，因此问责把党政同时纳入，的确是有利于找到真正的责任人。

　　新京报：在此前对于华南虎事件的问责中，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被免去副厅长职务，但他的党内职务仍然得到保留，有网民质疑问责“走过场”，你认为呢？

　　林喆：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对官员进行问责绝对不是意味着他就不能当官了。问责的轻重，主要还是要看事件的严重程度，虽然华南虎事件举国关注，但是必须承认，它所造成的损失，和溃坝、三鹿奶粉这样的事件还不能相比。朱巨龙存在说谎、好大喜功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是不是就应该从此退出官员系统？ 

　　从我们问责官员的三种手段来看，追究刑责是最重的，党纪处分次之，政纪处分再次之。之所以有不同的手段，就是要区分不同事件中，官员承担的不同责任，不能单纯凭舆论和个人感情对其进行处理。

　　哪些人可以复出、复出担任什么职位，都应有明确规定

　　新京报：去年我们在采访监察部的时候，他们曾经表示《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代表问责将进入制度化常态化阶段。规范化的问责应该包含哪些方面？

　　林喆：所谓问责制，起码应该包括两个环节：责任追究和责任后果的承担。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规范化的问责首先应当解决责任惩治力度不均的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惩治的效果，过去一些导致多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事故，最后直接责任人并没有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或只受到较轻的法律追究，比如克拉玛依大火事件、密云踩踏事件、程维高腐败案等。

　　其次，问责应当有一套完整的追究程序。比如说理机制，被追究者应当有权利充分说明情况，拥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一方面有助于查清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发现深层次问题。

　　新京报：刚才你也提到了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这两年已经屡次发生，这方面怎么规范？

　　林喆：学界一直都在呼吁对于被问责者的复出应当慎之又慎，哪些人可以复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担任怎样的职位，都应当有明确的规定。

　　我们的干部资源目前是非常充足的，重大事件的责任人匆忙复出，对群众情绪是很大的伤害。瓮安事件轰动国内外，责任人几个月就复出，是非常不严肃的。

　　新京报：怎么解决“悄然”复出的问题？

　　林喆：问责干部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并非一棍子打死，但是如果要对这些人重新使用，应当公示，而不是现在这样“低调复出”、“悄然复出”，公示的内容还应当说明复出的理由，并且公布推荐人的名字，这样复出的官员如果再次犯错，推荐者也应当承担“推荐不当”的责任。

　　没人承担任用和监督不当的责任，导致“带病提拔”屡见不鲜

　　新京报：你说到推荐者的责任，这样是不是问责会涉及到组织人事部门？

　　林喆：对，问责如果不能涉及用人制度，就很难真正从源头解决问题。

　　我们说问责首先是找责任人，而责任人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直接当事人，比如山西出了一个矿难，矿主肯定是直接责任人，当地的安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主管官员，也属于责任人。再往上面分析，如果一个地区连续发生这类事件，说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问责力度应视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如发生死伤人数很多的矿难，主要官员就必须辞职，并不能再任用。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上面的直接责任人到底是谁提拔到这个岗位的，当初选人的时候是否严肃，而这个干部在任上，监督部门有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些都是问责时应当追问的内容。

　　新京报：这是否有前例可循？

　　林喆：没有，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大量的落马官员，但是从来没有人承担过任用和监督不当的责任，这也是“带病提拔”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包括问责制在内的《反腐败法》

　　新京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应当怎样和法律进行衔接？

　　林喆：这个规定同时针对了党政干部，目前法律上没有规定问责制，用党纪政纪来弥补也算是中国特色，但是绝对不能用党纪政纪处分来取代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处罚。

　　“官当抵罪”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的特有现象，现代中国的法治应严格做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对于因渎职造成重大事故的党政干部，必须在法律上受到追究。

　　在目前实践中，从“免职－处分－任职复出”的责任追究过程，或从“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减刑或保外就医－出狱后东山再起”的服刑前后历程，容易使“责任追究”成为一种摆设，“严惩”成为一句空话。

　　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既要严惩腐败犯罪者，又要在其幡然悔悟之后给以出路，在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时尊重其政治权利的享有。

　　新京报：怎样看中央近期连续出台重要反腐文件？

　　林喆：去年6月，中央发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在这一五年反腐规划中，对于各项政策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在“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这一章节中，就提到要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上面这些新出台的反腐文件，应当都是这一表述的体现。

　　新京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012年反腐败框架将基本建立？

　　林喆：从制度层面来讲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包括问责制在内的《反腐败法》，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尽快制定这样一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