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学，证据学，法律英语，洪律师推理小说……
这一系列的名词都与他相关——何家弘。
做过农民、当过工人，现在是学者、教授；他写法律专著，兼职办法学杂志，同时是畅销的推理小说的作者；他上讲台，风趣儒雅，也进电视台，侃侃而谈；他２５岁才开始学英语，却成为法律英语领域的权威学者；他自称是羽毛球业余爱好者，却经常像专业运动员一样受伤……
眼前的何家弘，显得和他的经历极不相称。
瘦小的个头，一身便装，背对着夕阳的余晖，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没有太多的动作，也没有太多的修饰，平淡柔和的语气，有条有理的叙事，讲述着自己的人生。偶尔讲到动情处，才稍微提高嗓门，模仿当时的情景……
亦痴亦醒，何家弘的一生中，充满着痴人和智者的智慧，文学和法学则是他心中不解的情缘。
推理小说：不解的文学梦
“特别想写小说，而且自己就开始想，想回忆，想构思，然后我就决定开始写小说。”
“我不是想写那种纯粹的推理小说或侦探小说，不是搞这种纯粹的游戏的设计，设谜啊，解谜啊……文学创作的基础，最主要的还是想写社会，写人生，写人性这方面的。”
1995年4月，《情渊》，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系列推理小说的第一部，开始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此后的三年时间，系列推理小说的其他三本《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人生误区——龙眼石之谜》《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相继问世。
紧随而来的，是比自己的法学著作还大的影响。
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为中国第一位代表参加“国际犯罪文学作家协会”大会，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多种语言并荣登畅销书榜……
“以前写的一些文章，影响都是在法学圈，写小说，读者面一下子广了，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读者的来信。”
2007年，面世十年之久的“洪律师推理小说”集结出版，再次引起读者的兴趣。
然而这些创作却源自一次偶然的谈话。
94年底，在一次和大学老同学的交谈中，提起自己的文学爱好，老同学便提议道“你应该写侦探小说，这在中国是块空白地”，并且已经和出版商联系好了。
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一句话唤醒了何家弘蛰伏于心底十几年的文学情结，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
“特别想写小说，而且自己就开始想，想回忆，想构思，然后我就决定开始写小说。”说起当时的情景，何家弘稍稍加快了语速，仍然有些激动。
生于五十年代的何家弘从小便喜爱文学，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便写出长达数十行的诗歌，“发表”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只上过六年学的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就是句子比较齐，排在一块，有一点韵味”，对于诗的认识仅停留在此，但幸好这些并没有打消他的文学梦。
下定了决心，就开始构思小说的主人公。排除了警察，因为出版商觉得有点俗；亦否定了私人侦探，因为中国法律禁止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机构，最后选择了律师。“他开始用右手的五指从前向后地梳理起自己那颇有柔性的头发”，小说中的洪律师，精明能干，正义凛然，对爱情始终如一。和何家弘一样，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从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归来，“他肯定有我生活的影子，但你不能说洪律师就是我”。
最初的创作并没有想象的困难，生活的积累、案件的积累、文学的积淀，使得第一部小说仅用两三个月就顺利出炉。
“<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中夏哲被陷害于股市诈骗罪的情节来源于一名当事人向我咨询法律问题时讲述的亲身遭遇；<人生误区——龙眼石之谜>中关于放射物遗失的情节来源于有关专家给我讲述的真实事件；<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关于“达圣健脑液秘方”的情节则受到了新闻报道的启迪……”
当然，小说中的推理也偶有穿帮。
“开始写的时候是冬天，都是冰，打水很不容易，用到故事当中写实际上那时候是夏天，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冰，所以有读者提出。”对于读者对《双血型人》中的质疑，何家弘依然记忆如新。
作为一个法学家，写推理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普法，但是这并不是唯一。“我不是想写那种纯粹的推理小说或侦探小说，不是搞这种纯粹的游戏的设计，设谜啊，解谜啊……文学创作的基础，最主要的还是想写社会，写人生，写人性这方面的。”
何家弘对人生、社会、人性的思考，是从做知青时开始的。最初的文学训练也始于八年的知青生涯。
知青：激情燃烧到熄灭的岁月
“拖拉机灯一照那个狍子，狍子不跑，它就站在拖拉机前，瞪着。”
“写小说，一是自己的一种追求，另一个也是为了证明自己。”
1969年的10月7日凌晨1点左右，16岁的何家弘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下乡的地点——黑龙江北安市赵光镇。
“在站前广场昏黄的灯光下，我们背着行李、提着大包小包，像逃难的人群一样拥挤着、喊叫着，最终分别爬上了一辆辆军用卡车。我们的卡车驶出车站，驶出赵光镇，进入了一片漆黑的旷野之中。而每当路边出现了几点灯光的时候，我们的车上就会有一小阵骚动。”在《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一书的序言中，何家弘细腻地描写了当时的感受。
一个多小时后，远远的看见两排土房，赵光农场到了。下乡的第一天是在食堂的库房里度过的，十九个人挤在同一个炕上。
第二天，每个人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80厘米宽的炕，一个屋子挤了二十多人。尽管条件艰苦，劳务繁多，但何家弘依然满怀激情，依然抱着朦朦胧胧的共产主义理想，度过了知青生活的前几年。
五月的小兴安岭，生机盎然，风景秀丽，有时竟会生发何家弘的诗意。报道稿、批判文章、偶尔见报的小诗，何家弘还是坚持创作。
除了农作，知青的生活有时也有些“惊喜”。
“拖拉机灯一照那个狍子，狍子不跑，它就站在拖拉机前，瞪着。”何家弘经常值夜班，常看到从山里夜出的小动物。
从老职工那听说有人徒手抓住过傻狍子，年轻的何家弘也想试一试，“但是从旁边跑去，反正一出声它就跑了”。说到这，靠在椅子后背上的何家弘身子前倾，两只手握在一起，像是抓住了什么。
但农场的生活并不是一直这样风平浪静，充满着诗意的浪漫。
生活中的挫折和变迁熄灭了心中的革命激情，何家弘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选择了文学创作。
“写小说，一是自己的一种追求，另一个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虽在农场表现优异，但由于一些原因，最终推荐上大学的名单里，并没有他，从小要强的何家弘便开始了小说创作。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白天劳动，在田间构思，晚上在炕头上写作，20多万字的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诞生了。
频频退稿，或者石沉大海，苦苦追求的文学梦一直不能实现，现实逼迫何家弘选择了另一路，上帝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天窗。
法学：一路奋斗，爱情同行
“那时候还不是特别讲究身高。”
“困难挺多的。所以那时我策略挺明确的，放弃数学，补肯定不行。”
回到北京后，在建筑公司当水暖工的何家弘，依然坚持着对文学的执着。与此同时，一份真挚的爱情悄然而至。
何家弘与法学的结缘，始终离不开他与妻子（任医生）的缘分。
第一次见到在医务室工作的任医生是在故宫的乾隆花园。“她来巡检的时候，小伙子有病没病都假装有病，都跑去看病。我呢，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去凑热闹，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想法。”在何家弘看来这个需要仰头去看的女孩子，对何家弘也有着“和其他的男青年都不一样”的印象。
缘分使得两人走到了一起，然而家庭条件的差距，任医生父母的反对，一心梦想当作家的何家弘，又一次面临着选择。
“那时候还不是特别讲究身高，”何家弘调侃道。
为了爱情，他决定报考大学，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于一个只上过六年小学，历经十年“文革”的人来说，重拾学业，其中的艰辛非常人能想象。“困难挺多的。所以那时我策略挺明确的，放弃数学，补肯定不行。”除了数学，英语也是一个大难关，从未学过英语的何家弘，为了高考，开始努力地学习英语。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运气还不错，成绩就过了。”虽然数学不及格，但由于文科的优秀，何家弘终于考上了大学。“公布成绩的那天我们俩很兴奋……沿着长安街一直走，畅想未来，觉得生活好像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美满……”说到这，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似乎回忆起了那时的幸福。
选专业时，何家弘并不是钟情于法学，“我主要是想上大学，究竟学什么不是特别重要，反正是没有文学专业”。建筑公司的老职工也参合这事，“说这个法学好，北大的叫法律专业，法学肯定比法律专业要好”。
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的意外选择，使得何家弘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
从读研，留校任教，再到去美国西北大学读博……成功的背后，闪耀着的不仅是何家弘的勤奋与努力，更有着妻子多年对他的支持。“读研后，基本就是我爱人带着孩子，她全力支持我学习，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包括当老师以后把大部分的家务都承担下来，她特别能干。”
不接受司法机关的聘任，不去下海经商，选择留校任教，他说这是自己最合适的位置。这位有着文学家气质的儒雅教授，深受学生的欢迎。
条理，互动，严谨，轻松，好玩，舒服……学生们用着各种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这位教授的喜爱。推理小说，《法律英语》，《法学家茶座》……这些书已经走进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中。“何教授不是法学院教的最好的老师，但有自己的风格，博学而资深，侃侃而谈，目光敏锐，对事物有着新颖独到的见解。”评价朴实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独特的法学教授。
“人生之道，当痴则痴，当醒则醒；只有亦痴亦醒，方能一痴一醒。”也许何家弘的座右铭是他人生的最好注脚。“这就是机遇”“这就是缘分”可能是他采访中说的最多的两句话，一切随性、随心，亦痴亦醒，抱定自己的信念，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