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简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24年备案审查报告指出，有的司法解释规定，公司法施行前，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关于转让人、受让人出资责任的认定，适用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些公民、组织对这一规定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公司法第八十八条不应适用于法律施行前发生的行为。法工委经审查认为，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这是一项重要法治原则；公司法第八十八条是2023年修订公司法时新增加的规定，新修订的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不溯及既往，即对新修订的公司法施行之后发生的有关行为或者法律事实具有法律效力，不溯及之前；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事项不存在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但书情形。法工委将督促有关司法解释制定机关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妥善处理。

      【重大意义】

      此次备案审查事件反映了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法律的适用和司法解释的限度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司法解释应当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除非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作出的特别规定。这一原则保障了公民和法人在法律变更前的合法预期，确保法律稳定性与公平性。若司法解释不当适用了溯及既往的条款，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法律后果，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司法解释作为对法律条文的具体应用，其合法性和统一性至关重要。司法解释不能违背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否则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信力。本次审查对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矛盾进行纠正，体现了对司法解释权的制约，确保司法机关在制定司法解释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因此，此次审查不仅维护了法律的稳定适用，也加强了对司法解释的监督，以更好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权利。

3、四被告操纵“网络水军”被判赔偿100万元，互联网领域公益诉讼成为新常态

【事件简介】

      2024年7月4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杨某某及其名下某传媒公司、某网络公司、某科技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这是一起互联网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杨某某等人于2021年至2022年5月期间，招募数量庞大的兼职人员，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在国内知名的各大社交平台上，对客户指定的影视作品、网络视频、游戏作品、商品的宣发等开展有偿点赞、转发、评论、提升热度的业务，以及投诉、举报等降低特定作品、商品负面信息热度的业务。经调查，杨某某等共“养号”1200余个，完成“转赞评”“直发”任务24万余条，任务金额合计896万余元；完成“投诉举报”任务1200条，任务金额合计19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四被告的行为扰乱了网络舆论环境和互联网信用管理秩序，破坏了相关行业、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当庭判令四被告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网络水军”的虚假账号，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100万元。

      【重大意义】

      网络虚假信息，不仅会误导社会公正的认知，煽动社会情绪，更是对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有偿删帖把网络信息当作可以售卖的商品，扰乱了互联网运行的秩序，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因此，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治理，是构建良善清朗舆论环境、保障民众和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维护网络公共秩序关键所在。

      既往判例对于虚假信息的认定，仅限于捏造、虚构、扭曲的失真信息。本案站在互联网平台和用户的视角，考虑普通网民的认知和需求，将网络水军开展的“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等通过技术手段操纵信息呈现的行为纳入虚假信息的范畴，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虚假信息的认定标准，捍卫了民众和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对网络空间的信任。

      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治理是网络生态治理的核心，也是网络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互联网虚假信息的识别成本、维权成本、处理成本较高，普通网民和利益相关方难以有效维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治理和净化机制难以有效运作。本案通过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途径对网络生态治理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为网络综合治理的体系化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本。

4、审结新能源汽车技术秘密第一大案

【事件简介】

      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威某四公司统称威某方）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吉某两公司统称吉某方）发现威某方两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专利，且威某方推出的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21亿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温州公司）侵害了吉某方涉案5套底盘零部件图纸技术秘密，酌定其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700万元。吉某方、威某温州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在总体判令威某方应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其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除非获得吉某方的同意，威某方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12件专利；将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吉某方；以发布公告、公司内部通知等方式，将判决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某方及其所有员工以及关联公司、相关部件供应商，并要求有关人员和单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等。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素，对威某方2019年5月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约6.4亿元。为保障非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二审判决进一步明确如威某方违反判决确定的停止侵害等非金钱给付义务，应以每日100万元计付迟延履行金；如威某方擅自处分12件专利，应针对其中每件专利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等。

      【重大意义】

      本案裁判是人民法院能动履职，积极规范和引导企业合规诚信经营，有力保护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审判智慧和力量。人民法院结合新查明事实，在对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侵权判断采用整体分析思路的基础上，不仅依法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律规定确定了创历史新高的赔偿数额，还在停止侵害民事责任方面出新招实招，对于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以及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等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本案裁判不仅充分彰显了对包括技术秘密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也切实强化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有利于营造尊重原创、公平竞争、保护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

5、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事件简介】

      2024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

      《解释》共19条，核心内容体现为八个方面：一是对普通消费者应以实际支付价款作为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解释》对所有购买者均在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二是确立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规则。三是规定代购人和小作坊责任。四是明确违反哪些食品安全标准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五是规定标签、说明书瑕疵认定规则。六是规定不同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规则。七是规制恶意索赔。八是惩治违法索赔。与《解释》一同发布的还有四则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典型案例与《解释》所彰显的司法理念和裁判规则一致，是对《解释》规定的生动诠释，有助于人民群众理解《解释》规定内容。

      【重大意义】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为正确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依法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该《解释》。《解释》对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代购人责任、小作坊责任、标签说明书瑕疵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竞合、生产经营假药劣药责任、惩罚性赔偿金基数认定、规制连续购买索赔和反复索赔、惩治违法索赔等作出系统规定。《解释》充分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为，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监督作用，让“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同时，有助于为司法机关依法惩治违法索赔，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提供制度保障。

6、河北邯郸“3·10”初中学生故意杀人案

7、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事件简介】
      余华英早年伙同其丈夫拐卖多名儿童，2022年6月6日，贵阳市公安机关对其中一名儿童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余华英拐卖儿童11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了余华英的部分犯罪事实，决定发回重审。同年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持续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寻找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经过法院重新审理发现，被她拐走的儿童数量从原审认定的11名增加至17名，这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10月25日，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认定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2024年12月19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庭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为终审裁定。
      【重大意义】
      儿童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拐卖儿童行为在道德层面违背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在法律层面则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恶性犯罪行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彰显了我国坚决保护儿童基本权益，对拐卖儿童行为零容忍的司法态度，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儿童权益法律保障的高度关注。
      一方面，余华英因其拐卖儿童行为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仅体现了这一案件法律适用的科学性，更彰显出法律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拐卖儿童事件是社会公认的恶劣犯罪行为，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也极大危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案对余华英坚决判处死刑，体现了国家在司法层面严惩此类恶性犯罪的司法态度，也为儿童基本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敲响了警钟。保障儿童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刑法作为保护公民基本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更应发挥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作用，为儿童营造和谐、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
      另一方面，余华英案的多次审理同样彰显了我国司法制度的公开性与公正性。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已经判处余华英死刑的情况下仍然裁定发回重审，并非因裁判结果存在问题，而是因发现了余华英仍存在法院尚未查明的其他犯罪事实。在案件的重审过程中，司法机关新增了对6名儿童被拐卖的犯罪事实的认定，不仅体现了法律对于拐卖儿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保障了司法程序的公开与公正。司法机关最终作出的终审判决并非受制于拐卖儿童事件引起的社会舆论，而是源于司法公正，真正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与统一。

8、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引发关注

【事件简介】
      2024年11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通报了一起典型的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案件。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和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至浙江湖州德清县。在过程中，沈某趁两人不备跳车逃脱并报警。经过调查，杨某某和占某某被控滥用职权罪，最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和七个月。
      该案暴露了公安机关在异地执法中的违规行为，尤其是未按规定程序协同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执法，涉嫌通过违法手段获取非法利益。此类行为在法律界被形象地称为“远洋捕捞”，即公安机关在外地非法抓捕和查封，严重侵犯了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地方营商环境。浙江省检察院通过公开此案，强调滥用职权的行为将受到严厉打击，进一步规范了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
      【重大意义】
      从法治角度看，这起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强化依法治理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具有深远影响。案件中的滥用职权行为，揭示了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未遵循法定程序、滥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这样的执法行为不仅侵害了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还对社会的法治信任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严重损害。
      首先，这一案件表明了滥用职权和趋利性执法的风险，尤其是在公安机关跨地区执法时可能存在的利益驱动问题。执法机关出于个人利益，擅自跨地区抓捕、查封或冻结企业财产，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直接影响到地方的法治环境。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一旦遭遇此类执法行为，可能陷入困境，甚至导致企业无法恢复，直接影响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营商环境的角度看，法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公平、公正、透明的法治体系是企业长期发展的保障。任何形式的违法执法都可能成为企业经营的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其投资决策和市场信心。此次案件的处理有助于传递一个重要信号：对违规执法行为零容忍，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事，确保法治公平公正，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秩序，还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法律保障。最后，该案件的处理也进一步推动了法治社会建设。通过依法追究滥用职权的责任，体现了国家对任何形式的违法行为的严格打击，强调了法治的公正性与权威性。这种做法将有助于遏制趋利性执法行为，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9、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喀斯特溶洞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易某华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案